《中华道教大辞典》是中国学术界道家与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们集体劳动的成果。道家学术自古号称“杂而多端”，涉及当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文化艺术的多种门类，要将道教文化不同分支的学术都发挥出最新水平，汇成一部权威性的大型辞书，非一人之力所能及。然而，中华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因缘齐备，有多种社会要素为它催生，这项大型学术工程的实施势在必行。这部辞书的完成，正是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学者们顺应时代的需要自行联合起来，发挥各人的学术专长相互配合、团结奋斗的结果。   《中华道教大辞典》学术工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高校的一批青年学者于1992年8月间首先倡议，由我和黄德志、邵波、王卡、冯国超、邸运良、谷方、张广保等学者发起的。编写这样一部辞书本是中国道教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者王明教授和其他前辈道教学者的遗愿，为承担这一学术史的重任，大家劝我牵头组织编写班子，以保证大辞典的学术质量。我自知出头此事深犯道家之忌，请教于张岱年、汤一介、叶秀山、牟钟鉴等在京师友，他们建议扩大成全国性的学术工程，鼓励我承担起主编大辞典的责任。随之，我和上海的陈耀庭、刘仲宇、伍伟民，四川的卿希泰、石衍丰、李刚，北京的马西沙、王宜哦、张继禹等学者当面协商取得共识，他们都热心参加了编委会的筹备工作。于是，《中华道教大辞典》编委会在北京成立，于1992年10月7日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向全国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各门类的专家发出聘书，聘定副主编和分科主编，点燃了这把学术之火。

        世界上每成就一番事业，都需要一批中坚分子作出真诚的奉献。凡是集体的劳动，没有一批人任劳任怨地付出精力和代价，是决难成功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工程集中了全国学术界道教研究领域的一时之彦。其中哲学所的谷方先生是《中国哲学人物辞典》的著者，他写道家哲学驾轻就熟。宗教所的吴受琚女士多年专攻道教史，对道教人物如数家珍。陈耀庭教授出生在道教世家，在学术界久负盛名，是研究道教斋醮、戒律的权威。刘仲宇先生精研道教符篆、法术、民俗等，在这个领域造诣甚高。王卡博士多次通读《道藏》，对道教史的研究功底深厚。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才华横溢，是《中国方术大辞典》的主编，他和广州一批精于道教占验术的学者参加了大辞典的撰稿。李远国先生是《中国道教气功养生大全》的著者，多年致力于道教养生、医药、符咒、丹功等方面的研究，著述颇丰。上海气功研究所的马济人研究员是知名的老中医和气功专家，为《实用中医气功学》等书的主编。李大华先生在内丹学和道教哲学的研究中颇有专长，他邀请到武汉市老一辈内丹学家陈流沙先生（古都子）出山撰稿，为大辞典增色。四川大学的自然科学史家胡良贵教授参加了外丹术(alchemy)的编写，张广保先生和杜洁女士也分别对金丹仙学及女丹功贡献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广州中医中药研究所的古健青先生从性医学的高度对道教房中术进行了严肃研究。北京大学的李零先生著有《中国方术考》，他和中山大学的杨权先生分别是荷兰学者高罗佩所著《中国古代房内考》和《秘戏图考》的译者，他们应邀编审了房中养生的辞条。四川川大学宗教研究所的石衍丰教授和曾召南教授皆是资深的知名道教学者，石衍丰教授在道教神灵、仙真的研究方面独擅胜场，曾召南教授应邀撰写了道教门派的稿件。此外，华东师范大学伍伟民先生对道教文学的研究，成都体育学院郝勤先生对道教武术的研究，武汉音乐学院刘红先生等对道教音乐的研究，皆在学术界各领风骚。中国道教协会的王宜峨女士对道教宫观、名胜古迹、建筑艺术、绘画雕塑、戏曲舞蹈等方面的研究得天独厚，她和北京、上海一批教内学者为大辞典的编撰作出了贡献。还有知名道教专家刘国梁教授和詹石窗先生分别为道教教理教义和道教文学提供了辞目，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被吸收到大辞典中。林乐昌先生联合西安高校的一批道教学者应邀撰写了近代道教活动类的稿件。郑天星先生是《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主编，韩秉方教授是研究民间道教的专家，王子华女士是多年从事文献情报工作的老编辑，他们分别以自己的特长承担了大辞典的编撰任务。东京大学的蜂屋邦夫教授和其他几名日本学者为大辞典提供了日本道教研究的资料，他和法国的施博尔教授被编委会聘为顾问。香港的黄兆汉教授和澳门的郑炜明博士也参加了撰稿。台湾著名道教学者李丰懋教授和丁煌教授被聘为特邀编委。这么多中华民族的学术精英和海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的专家济济一堂，共同编著《中华道教大辞典》，实为中国学术界前所未有的一大盛事。陈耀庭、石衍丰、刘国梁、曾召南、赵宗诚、王宜峨、韩秉方、郑天星、陈永正、胡良贵等学者年资皆高于我，这次为聚大义不计名份，令我感动。国内还有一些专家因出国、联系不便等原因未及聘请，在此向这些学者谨致歉意。全国共有百余名学者参加了这一跨世纪的学术工程，不能一一介绍，读者可在阅读这部辞书时了解他们的名字和学术成就。  《中华道教大辞典》的编撰队伍是按系统工程的原理精心设计的，十六大分科形成网络，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安、武汉等几大分片的学者上下呼应，提出辞目、撰写辞条、分类查重、修改审定等具体步骤都编定程序，编撰人员论功定职，兼及各种社会参数，保证了组织系统的效率和整体功能。北京的王平博士、鉴传今博士和天津的李超元先生、石家庄的徐麟先生还分别将三地高校及科研机关的一些学者组成预备撰稿队伍，他们在查缺补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仅北京大学的鉴传今博士就为几个分科赶写了十多万字的稿件。这项全国规模学术工程的发起和组织没有依赖行政职权或社会团体的财势，是学者们凭藉相互间的信任、友谊和历史责任感自愿走到一起的。三年来虽然困难迭起，纷纷扰扰，但编撰队伍越来越强，学者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们能在全国调动起这么多人材，海内外热爱道家道教文化的人士甘愿为大辞典的编撰工程出钱出力，这说明为弘扬道教文化的民族大义而团结奋斗乃人心所向。

        生命的价值在于创造，人生的道路重在拼搏，事业的成功则需要甘受寂寞、深谋远见、坚韧不拔、不达目标永不休止的志气和毅力。在编委会中，分科主编是学术工程的具体实施者，数万页稿件耗费了他们的心血。不少分科由于前人缺少研究，辞书的编写倍感艰辛。例如内丹仙学和外丹黄白术号称千古绝学，编为辞书在世界上尚属首次，其他房中、医药、气功、法术等亦颇有难度，这些门类的分科主编和作者为此绞尽脑汁。我本人更不敢懈怠，特别对内丹学、外丹黄白术等门类的辞条逐字逐句作了校改和增补，破译了大量扑朔迷离的道门隐语，将一些千金难求的丹法秘诀也收藏书中。大辞典后期制作的关键步骤集中到北京，黄德志、李登贵、王卡、李钊祥、封治平、邵波、冯春凤、谷方、王宜哦、张广保、冯国超等学者为此付出了艰巨的劳动。编务主任李登贵先生在这项工程中多立功绩，他协助主编处理了繁重的具体事务和文字加工。常务副主编黄德志女士为大辞典工程的组织、编审、校改、出版工作挑起了重担，王卡先生配合我主持学术业务，保证了编写工程的运行。在定稿会期间，各地的分科主编冒着凛冽的寒风云集北京，挤公共汽车、住地下室，他们置物欲横流的外部风潮于不顾，为高质量地完成这一惠及子孙后代的文化大业群情激昂，这些清贫的学者体现出高尚的敬业精神。中国自古贤才奇士多隐道门，今天学术界在道家与道教研究领域又成长起有着崇高人格和气节的新一代专家，我从这些年富力强的学者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而后我们收到了台湾南天行政三峡世界道场、高雄道德院、老子故里鹿邑河南省宋河酒厂的资助，当马来西亚华裔学者王品棠博士、高雄道德院皈依弟子吕清源先生为振兴民族文化向编委会赠款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炎黄子孙脉博的跳动。还有中国鹿邑老子学会会长张景志先生、德国格丁根市的蔡郑晖博士、湖南的吕锡琛女士、台湾的翁纯敏小姐、邓功伟先生和一些海内外学界友人都曾为大辞典的事业而奔忙。大辞典将海内外道家与道教研究的论文、著作已载入书中，某些撰稿人对这些学术成果有所汲取，这也是需要说明的。在此我向对大辞典编写工程提供过直接或间接帮助的有关专家、所有关心过这一事业的朋友们敬致谢意。

         当《中华道教大辞典》即将在海峡两岸付梓之际，我受编委会委托记下这一学术工程的始未和编撰者们的劳动。由于我们毕竟缺乏承担全国性学术工程必要的条件和组织机构，文字量浩大而时限紧迫，致使大辞典留有一些粗糙和不完美之处，这是我深感遗憾的。我们殷切期待着海内外读者的批评和建议，以便我们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再作修订，以不负海内外学人的厚望。

                                                                                                                          胡孚琛                                 

                                                                                                 识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95年5月6日